郭德剛福傳中心

 

聖高惠黎 

 

(St.Callistus Caravario)

 

主曆一九Ｏ三年六月八日，加里斯多高惠黎生於

義大利北部小鎮科爾納（Courgne），他家境並

不富有，但是，家人勤奮工作、敬畏          天主。

高惠黎自小承襲了家族的虔敬和良好品格，小時

候，與母親很親近，當他的兄弟姊妹與朋友一起

玩耍時，他總是留在母親身旁。

他廣為人知的虔敬精神，就是母親灌輸給他的。

主曆一九Ｏ八年，高惠黎一家遷往杜林；他入讀

一所公立學校，並參加堂區的主日要理班，教導

他的修女很欣賞他，並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將會

當神父。

他也加入慈幼會開辦的慶禮院，在那裏，他認識

夏懷理神父（Fr. Sante Garelli），也就是日後

他在上海服務時的長上。

三年後，他的父母發覺他的學業沒有多大進步，

或許，加上他喜歡慈幼會會士與青年交往的方式

，父母便讓他入讀慈幼會的聖史若望學校。

在那裡，他認識了日後到中國傳教的畢少懷神父

（Fr. Charles Braga）。

在新學校裡，高惠黎成為模範學生，並為深入的

靈性生活打好基礎；他祈求        天主賜他聖寵，讓

他效法聖類斯的純潔，並成為司鐸。

主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學年初，他獲分

配到華道谷學校修讀中學課程；在此，他日益渴

望像他的導師般當神父。

每逢假日，他也到聖若瑟慶禮院，協助他的青年

朋友。

他不時在華道谷認識一些從世界各地返回母院的

傳教士。

他在那裡豐盛地生活了四年，表現了特別不同的

虔敬精神、學業成績和良好品格。

高惠黎完成第四年中學課程後，申請加入慈幼會

，獲得取錄；一九一八年八月，他被派往科利佐

（Foglizzo）接受初學培育。

他的初學師道明賈尼巴神父Fr. Dominic Canepa

是一位聖者，曾培育數以百計的青年成為慈幼會

會士；他很快便發覺高惠黎是位與眾不同的初學

生。

高惠黎比同齡的人更為成熟，而且，非常虔敬和

謙遜。

主曆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他宣發修道聖願，

獲派往瓦沙利切（Valsalice）修讀哲學。

那裏的學生在主日常到慶禮院去；高惠黎修士在

聖類斯慶禮院工作，表現出無比的熱忱和勤奮的

精神。

他在哲學三年級時，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

的學年間，由於人手不足，高惠黎獲派到杜林的

聖史若望修院，在那裡以導師身分推行使徒工作。

他非常虔敬，愛護青年、善待他們，尤其照顧由

年少的男青年組成的聖類斯善會。

主曆一九二二年，他到義大利出席全會代表大會

；當時，韶州的宗座代牧雷鳴道蒙席也在杜林停

留數天；高惠黎修士與幾位同伴前去拜訪他，表

示有意跟隨他到中國。

長上不同意這個主意，還派高惠黎到華道谷擔任

工藝手的助教；他在華道谷再次顯露做為導師的

才華。

主曆一九二三年，他透過一位前往中國的傳教士

送信給中國傳教區長上畢少懷神父，要求讓他到

中國當傳教士。

主曆一九二四年，慈幼會會士有意在上海開辦工

業學校，夏懷理神父於是到義大利物色所需要的

人手；高惠黎修士再次透過夏懷理神父表達他的

要求，並獲得批准。

主曆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在送別儀式結束後，

年輕的高修士離開杜林到熱那亞（Genoa），向

遠東進發；同行的還有其他傳教士和一些初學生。

由於他們的領導安東尼瑪定神父（Fr. Anthony

Martin）身體不適，實際上，是由這位年輕修士

負責整個航程的日常安排。

主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他們到達香港，翌

日，繼續航行至澳門；高惠黎修士重遇畢少懷神

父，非常高興。

畢少懷神父是專程到韶州送這批初學生到他們的

目的地。

在香港及澳門短暫停留後，會士繼續往上海進發

，終於在十一月二十日到達這個大都會。

他們努力學習當地語言；在一月，已能接管貿易

學校和孤兒院。

高惠黎修士忙於協助男青年，還要向慕道者及新

教友講授要理；他亦努力推廣本地聖召，也收錄

了幾位男青年，教授他們基礎拉丁文。

一切順利進行，學校也運作暢順；不幸，內戰卻

在這時爆發，一九二七年，慈幼會會士被迫放棄

上海的工作。

高惠黎修士在澳門逗留數周後，便被派往東帝汶

首都帝利；在那裡，他開始學習其他語言，包括

葡語和當地方言；很快，他便懂得運用這些語言

溝通和教學。

在帝汶生活兩年期間，他修畢神學，並努力準備

晉鐸。

不論在上海或帝汶，這位年青的慈幼會會士也要

承受憂苦和病患；但是，他懂得把痛苦隱藏起來。

可是，他患上瘧疾後，便無法隱藏下去了；熱症

緩和後，他立即投入工作，儘管身體虛弱，他仍

與男青年嬉戲，希望使他們歡樂愉快，即使當地

氣候惡劣，他也不在乎做出犧牲。

他原應在一九二八年晉鐸，但是，當地沒有主教

；因此，他要押後晉鐸，也讓他為這重要日子更

妥善準備自己。

慈幼會會士也不能長期在帝汶工作，現實情況迫

使他們返回澳門；高惠黎修士已學懂當地語言，

也熱愛當地人民，尤其是男青年，因此非常不捨

；最終，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離開帝汶。

他被派往韶州，在那裡，藉著深入的祈禱反省、

準備領受聖職。

主曆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雷鳴道蒙席授予他五

品聖職；三日後，領受執事職；並在五月十八日

、五旬節前夕，晉鐸。

當日，他寫信給母親說：「從今後，你的高惠黎

已不再屬於你，他必須完全屬於        上主、要獻身

侍奉祂；我期望        上主賜我這恩寵。

以後，你只需為我祈禱，但願我成為聖善的司鐸

、為眾人樹立榜樣、全然為        上主服務」。

翌日，他隆重主持首祭；感恩祭結束之後，許多

會士、學生、修生和教友聚集在聖堂門外等候，

卻沒有看見他出來；原來他虔誠地投入謝恩祈禱

，完全忘我了。

最後，有一位會士到聖堂帶他出來，讓他與焦急

等候的人群會面、接受群眾歡呼。

一位男青年以義大利文向這位新任司鐸宣讀賀辭

，內容竟然與十五年前畢少懷神父晉鐸時他宣讀

的一模一樣。

高惠黎神父十分成熟，因此，晉鐸後短短兩個月

，便獲派往連州傳教，打破修會常規。

當地氣候溫和，有助調養他在帝汶生活時轉差的

身體。

溫普仁神父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傳教士，負責管理

連州傳教區；但是，他也沒有甚麼可以教導這位

年輕神父，反而欣賞他年紀輕輕便具備年長人士

的慈心、明智和成熟。

隨著語言能力日益進步，他更充分發揮熱誠，與

更多人接觸。

他給學生講晚訓、為教友講道、探訪病人、為他

們施行聖事；他舉行首祭時的熱誠絲毫不減。

在殉道前十二日，年輕的高惠黎神父再次寫信給

他母親說：「這是長達一周的航程，途中，常有

海盜出沒；但是，我堅信        上主會助祐我們……

媽媽，別擔憂啊！

你也明白，生命就是不斷受苦……媽媽，不要憂

慮或懼怕任何事！如果，你偕同耶穌揹負十字架

，這十字架將是輕鬆、甘飴的……

你能給我最大的禮物，就是為我祈禱……我再說

一遍，祈禱吧，熱切為我祈禱，為使我成為聖善

的司鐸，只關心自己的靈魂和別人的靈魂。

我知道你一直祈求我能成為司鐸；現在，我已是

司鐸，請祈求我做聖善的司鐸」

在這兩位傳教士服務的中國傳教區，教會的境況

日趨惡劣；早在一九二六年，宗座代表已警告說

：「這裡已經完全受布爾什維克主義操控，不知

結局如何」。

主曆一九二九年，雷鳴道神父寫信給傳信部的樞

機部長說：「我們準備好面對一切，一場血腥的

遊擊戰爭正蹂躪南中國的動蕩地區；水陸兩路都

佈滿土匪、革命軍和散落的遊擊隊員，情況十分

危急」。

雷鳴道主教早已計畫探訪連州，卻由於局勢不穩

，被迫押後。

最後，他決定於一九三Ｏ年二月起程；他邀請高

惠黎神父二月中旬到韶州，打算與他一同返回連

州。

在韶州，這位年輕傳教士獲得鮑思高學校的男生

熱烈歡迎，尤其是來自本地的學生；他把握機會

規勸學生，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規勸別人。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他們起程前夕，高惠黎

神父朝拜聖體多個小時。

當時，雷鳴道蒙席剛結束他在南雄的牧民探訪，

河西修院的改建工程亦告完成，在二月二十二日

，修生遷進新修院。

當日，雷鳴道主教在聖若瑟堂向年青備修生講道

，然後，舉行聖體降福。

二月二十三日，他為鮑思高學校的學生主持感恩

祭，最後一次講道；下午向母佑會修女講論死亡

，確是巧合。

二月二十四日，大清早，他便到女修院的小聖堂

主持感恩祭；五時五十分，準備出發。

同行人士包括雷鳴道主教、高惠黎神父、兩位年

青傳道員（二十歲的非基督徒唐傳槐和二十三歲

的吳鵬程）及三位年輕女士（二十一歲的唐素蓮

，唐傳槐的姊姊；十六歲的吳如節，吳鵬程的姊

妹；以及陳子容）。

鮑思高學校的學生送他們到火車站，早上八時，

乘火車出發，下午五時，到達連江口，在當地傳

教區留宿。

主曆一九三Ｏ年二月二十五日，感恩祭結束後，

有位十歲的男童和一位老婦加入他們，準備前往

連州。

船員包括一位掌舵的老婦和她二十歲的兒子，還

有兩位負責用船槳及撐篙划船的青年。

女士坐在船尾、男士則坐在船首；船上豎立一支

寫著「        天主堂」的旗幟；這樣做原是保障船上

乘客的安全。

由於軍隊給調到別處，因此，他們途經之處很少

軍人，卻有許多海盜出沒，非常危險。

海盜無視法紀，常騷擾無辜的旅客，以槍桿威迫

他們交出錢財。

他們一般不會騷擾傳教士，因為，傳教士是人民

的朋友，也沒有多少錢財。

或許，海盜也害怕傷害傳教士會引致國際糾紛。

有一次，海盜抓到一位中國籍的慈幼會會士，當

海盜知道他屬於        天主教的傳教區後，立即釋放

了他。

溫普仁神父也曾遭海盜攔阻，卻很快獲得釋放。

一般來說，傳教士認為，即使途經海盜猖獗地區

，也不會對他們構成嚴重威脅。

他們繼續乘船逆流而上，一路平安無事。

二月二十五日，他們誦唸「三鐘經」和吃過午飯

後，主教稍事休息、高惠黎神父則誦唸日課。

船隻到達Sui Pin河與 Siu Pak Kong的交匯處時

，忽然，有大約十位拿著武器的男子在岸邊出現

，命令他們說：「把船停下來」。

船靠近岸邊，海盜向他們敲詐五百塊錢；傳教士

沒有這麼多錢，海盜便喊叫說：「我們殺掉這些

洋鬼子吧」。

有一些海盜看見船上有婦女，便想把她們帶走；

但是，雷鳴道蒙席和高惠黎神父擋在船隻入口，

以生命保護這些婦女。

海盜用槍柄毆打兩位傳教士的胸部、手臂和頭部

；主教首先不省人事，年輕的高惠黎神父繼續奮

力抵抗，不久，也倒下來了。

一位婦女見情勢危急，投進河裡，寧死也不願讓

惡人捉拿；可是，海盜扯著她的手臂和頭髮，把

她拉回岸邊；其他所有婦女也給拖上岸去。

海盜向傳教士呼喝說：「上岸來」。

高惠黎神父照做了；但是，主教太虛弱，由其中

一位傳道員扶上岸邊。

他們二人遭搜掠，被搶去手錶和現金；所幸，主

教的指環和他佩帶在胸前的十字架沒有給搶去。

海盜把他們雙手綁在背後，還用竹條綑綁他們，

高聲呼喊：「消滅所有洋鬼子」。

高惠黎神父懇求他們放過那些婦女，沒有成功。

兩位神父稍後被帶到附近的叢林，婦女坐在他們

數米以外的地方，看到兩位傳教士彼此辦告解，

然後，高聲祈禱。

高惠黎神父嘗試與海盜談判，要把錢交給海盜；

海盜卻說：「我們不要你們的錢，我們要殺掉洋

鬼子」。

雷鳴道主教懇求說：「如果，你喜歡，就殺了我

吧，我已是一位老人；但是，求你放過這年輕的

神父」。

他們狠狠地拒絕，還說：「不，洋鬼子全都要死

！」

兩位神父一同跪下，深深投入祈禱。

這時，婦女被帶到河邊一座小廟宇，沮喪地坐下

；不久，寂靜的叢林響起五下槍聲。

那天是一九三Ｏ年二月二十五日。

其中一位行刑者憶述：「真是奇怪，我見過很多

人死，他們臨死時都很驚慌；可是，這兩位神父

卻很喜樂」。

他們被殺後，有位海盜說：「找一位村民，給他

一點兒錢，叫他埋掉屍體吧」。

船員趕快划船到連江口，於下午五時抵達；他們

向嘉懷德（Fr. Cavada）神父報告事件，嘉懷德

神父立即向韶州主教府發出電報，通知他們雷鳴

道蒙席和他的同伴遇襲、遭海盜槍擊。

翌日，嘉懷德神父及主教秘書賴偉士神父（Fr.

Lareno）趕到出事地點；當地村民過於驚慌，

他們搜集不到任何資料，於是前往Sui Pin傳教區

，在那裡得悉兩位傳教士已經被殺。

翌日，兩位神父偕同員警回到事發地點。

遺體原先埋在那裡，後來，給地主移到對岸，埋

在河邊的沙地；在警方協助之下，他們終於找到

傳教士的遺體。

遺體給運回連江口，安放在兩副棺木中。

三月四日，當局進行驗屍後，遺體被移到鋅製的

靈柩運返韶州；高惠黎神父的遺體被安葬在河西

聖若瑟堂，主教的遺體則被安葬在他生前的主教

座堂。

兩位殉道者的真福被列品籌備工作於一九三四年

十二月下旬開始，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的被

列品程式分別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和一九五

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展開；主曆一九七六年，教宗

保祿六世宣告他們為「殉道者」；主曆一九八三

年五月十五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告他們為「

真福」；並在二ＯＯＯ年十月一日，宣告他們被

榮列聖品。